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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宋皓

　　此宋拓石鼓文嘉德本為明安國十鼓齋所存十種拓本之一，有安國鑒藏印六方，藏家得自錫山秦氏后人，第八鼓馬薦鼓尚存二十一字，為石鼓文宋拓本之重要標志。

　　The China Guardian Edition of the Song Dynasty Rubbings of Stone-drum Inscriptions is one of the 10 types of rubbings reserved in Shiguzhai of Ming Anguo with 6 appreciation and collection seals of Anguo. The collector got the rubbings from Qin’s descendants from Xishan. There’re 21 characters left on the 8th drum (Majian Drum), which prove the Song Dynasty Rubbings of Stone-drum Inscriptions.

明安國舊藏宋拓石鼓文

宋拓本

1冊20開

STONE-DRUM INSCRIPTIONS

Rubbings in Song Dynasty

1 Volume

28×14.5cm

　　嘉德古籍部2019春拍征得宋拓石鼓文，為明代安國十鼓齋所存十種拓本之一，藏家得自錫山秦文錦氏后人。此冊拓本全文字數四九七字，第八鼓馬薦鼓存二十一字，此乃石鼓文宋拓本之重要標志。

　　石鼓文為先秦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發(fā)現(xiàn)于唐初，共計十枚，系我國刻石之祖。原在天興(今陜西鳳翔)三畤原。前曾委棄于陳倉之野，故稱"陳倉十碣"。又因其地在岐山之陽,也稱"岐陽十鼓"。因文字內容記狩獵事，又稱"獵碣"。作為存世極稀的先秦刻石，其無與倫比的文獻史料價值與文學、書法藝術價值早已為世所公認，實為中國碑刻第一國寶。石鼓材質為花崗巖石質，高約90厘米，直徑約60厘米。有一石（《作原鼓》）在宋時已改鑿為臼，另一石（《馬薦鼓》）文字已無存。石鼓自唐末以來被多次移置，現(xiàn)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石鼓文拓本，自唐代即有記載，唐人竇臮、竇蒙《述書賦》中即有關于石鼓文拓本的記載：“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獵碣十枚，并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見揭本。吏部侍郎蘇勗敘記卷首云：‘世成言筆跡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跡，近在關中?！雌湮囊病！碧瞥踉娙隧f應物《石鼓歌》描述:“石如鼓形數止十, 風雨缺訛苔鮮澀。今人濡紙脫其文, 既擊既掃白黑分, 忽開滿卷不可識, 驚潛動蟄走云云?！?對“既擊既掃”、“濡紙脫文”的情況作了真實描述。韓愈《石鼓歌》也說:“長生手持石鼓文, 勸我試作石鼓歌?！薄肮珡暮翁幍眉埍? 毫發(fā)盡備無差訛。詞嚴義密讀難曉, 字體不類隸與蝌?！?/P>

　　石鼓文的字數在北宋時據歐陽修《集古錄》記載，其所見本“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宋胡世將《資古錄》說他所見到的拓本是“先世藏本, 在集古之前, 僅益九字?！焙缹⑺姳居兴陌倨呤淖?，比歐陽修所見多出九字。梅圣俞詠《訪石鼓文詩》云“四百六十飛鳳凰”。由此可見，石鼓文北宋拓本字數大都在四百六十左右，郭沫若先生在《石鼓文研究》中說：“此數可為（石鼓）古拓時代之標準”。

明安國鑒藏印

　　存世所知的石鼓宋拓本有天一閣所藏北宋拓本（存四百六十二字本）和明代安國所藏多種，可惜天一閣藏北宋本在咸豐十年毀于兵火。以明安國舊藏宋拓本和傳世明拓本相校，宋拓本的另一個鮮明特征為第八鼓存二十一字，“馬薦”等字完好可見，第八鼓在明初時已不存一字。

　　元代潘迪著《石鼓文音訓》時，石鼓文存三百八十六字，自北宋以來二百余年之中損字逾五分之一。由此可見石鼓在宋金元之間被戰(zhàn)亂破壞的嚴重性。清乾隆時期摹搨本僅存三百一十字，故傳世石鼓精拓本稀若星鳳。

　　安國為明嘉靖時期的刻書家，收藏家，家富資財，購藏石鼓文善拓十種，因名其所居“天香堂”之東軒為“十鼓齋”。安國氏身后，他的十本佳拓被緘于一篋，秘置于天香堂的房梁之上，三百年間竟無人知曉。清道光年間安氏后人分家產時，才于藏書閣天香閣的房梁之上發(fā)現(xiàn)秘藏的石鼓拓本。安氏子孫不思保存，拓本不久即歸當地收藏家沈梧之手，秘不示人。

　　民國初年安國舊藏石鼓文拓本又轉歸錫山秦文錦氏。秦文錦，字絅孫，為《桐陰論畫》、《畫學心印》作者秦祖永（1824-1884）之孫。活動于清末民國時期。1915年創(chuàng)辦藝苑真賞社，以珂羅版等精印各種碑帖、書畫而名世。1924年曾影印刊行《石鼓文》"中權本"。并改"權"為"甲"字，充"十鼓齋中甲本"。

　　二十世紀20至30年代，秦文錦通過日本文物鑒賞家河井仙郎將明安國舊藏石鼓文三種（先鋒本、中權本、后勁本）賣給了日本三井財團。河井仙郎(1871-1945)，號荃樓，來華后改為荃廬，日本京都人。1900年偕書店文求堂主人田中慶太郎(1880—1951)，經羅振玉、汪康年介紹，拜吳昌碩學書法篆刻。與1904年至1913年創(chuàng)立西泠印社的丁輔之、吳隱、王福庵、葉銘及高野侯等交游過從。1906年撰《西泠印社記》，曾參加入社。在日本與同人創(chuàng)辦"吉金文會"和"丁未印社"。

成始終題記并“盛颙之印”

　　1932年郭沫若在東京書店偶遇三井家流出的明安國舊藏后勁本石鼓文照片，寫成《石鼓文研究》一文發(fā)表；并于次年將照片寄回國內，由馬衡、唐蘭負責在中華書局影印行世。1936年郭沫若在東京用劉體智所藏甲骨文拓本二十大冊，與河井仙郎手中明安國舊藏石鼓文宋拓三種（先鋒本、中權本、后勁本）的全套照片進行交換借閱。郭沫若將照片翻拍復制，并根據這難得的資料，把舊文《石鼓文研究》修改擴充為專著。一九三九年，該書作為"孔德研究所叢刊之一"在商務印書館出版。書中全部附印了先鋒本石鼓文，并用中權、后勁本補其奪字；還印出了三本的所有題跋。安國藏寶之謎由是大白于天下，學術界為之眼界大開，國人由此才真正見識到了宋拓石鼓善本的廬山真面目。現(xiàn)將三井財團購買的這三種安國舊藏宋拓石鼓文略作說明：

　　一、先鋒本。郭沫若先生定其為“皇祐年間（1049年—1054年）之物”。三井氏于大正十年（1921年）所得，價42000日元。大正十年一克黃金為1.36日元。

　　二、中權本。明安國題跋謂為徐良夫舊藏，徐氏《耕漁軒雜綴》記載：“此鼓及《大觀帖》同得之某相國后裔，為政和二年（1112）賜本，舊有青箋泥金題簽，粗可辨認”。三井氏于昭和十年（1935）所得。此本秦文錦在1924年曾珂羅版影印出版。并改"權"為"甲"字，充“十鼓齋中甲本”。

　　三、后勁本。內有明浦源題跋，謂“觀其裝制，乃舊貢本也”。郭沫若先生定為“大觀前（1107年之前）或元豐、元祐年間（1078—1094）之物”。郭沫若先生1932年在日本東京文求堂書店最先所得此本照片42張，后來寄回國在中華書局珂羅版影印，印本冊前王福庵篆書題首，冊尾有馬衡、唐蘭跋語。

　　嘉德此本宋拓石鼓文，冊尾有明成始終題記。鈐有明安國鑒藏印六方：“膠山”（白文長方印，鈐用二次）、“安且吉兮”（白文方?。ⅰ斑m彼樂國”（白文方?。ⅰ肮鹑A坡”（朱文方?。ⅰ鞍矅O(jiān)賞”（白文方?。?、“桂坡居士”（朱文方?。?。其中，“膠山”印見于中權、后勁本；“桂坡居士”印見于先鋒、后勁本；余四印先鋒、中權、后勁三本皆有。“安且吉兮”、“適彼樂國”、“桂華坡”三印成組上下聯(lián)屬鈐用的格式，亦與三井的三本無異。另尾頁題跋左下角，有“盛颙之印”（白文方印），此印亦見于中權本。

　　目前已知安國所藏石鼓文拓本除上述所言先鋒、中權、后勁和嘉德本這四種宋拓本之外，另有三本元拓本，其一藏日本臺東區(qū)立書道博物館；其二現(xiàn)藏日本三井紀念美術館；其三為民國上海藝苑真賞社影印朱才甫本，今不知其所在。這三種拓本，馬薦鼓僅存一字，時間晚于先鋒、中權、后勁、嘉德本。由此可知，明安國舊藏石鼓文目前已發(fā)現(xiàn)七種。

宋拓石鼓文嘉德本與日本三井紀念美術館藏先鋒、中權、后勁本對比圖

　　日本三井財團購買的先鋒、中權、后勁三部北宋拓石鼓文今藏于日本東京三井紀念美術館。三本的字數分別為：先鋒本四八一字，中權本五〇五字，后勁本四九六字。三本中，先鋒本最舊，但存字最少，多為剪失；后勁本時間晚于先鋒本；中權本時代于三本中最晚，然存字最多，半字皆留存。嘉德此本宋拓所存的字數為四九七字，在煊赫無比的日藏三本宋拓面前，少于中權本，多于先鋒、后勁本?？胺Q毫無愧色。

　　冊頁內剪裱的制式，先鋒本每頁二行，每行三字；后勁本每頁三行，每行四字；中權本與嘉德本相同，都是每頁三行，每行五字。而且，對一些殘損字的剪棄，和一些余紙?zhí)幍谋Ａ?，嘉德本亦與中權本高度一致。故四本宋拓石鼓文按傳拓年代排列，先鋒本第一，后勁本次之，中權本和嘉德本等同。今以中權本與嘉德本每行五字的范式，將先鋒本和后勁本圖版略做調整，做成每鼓的文字圖版，以資對比，可以看出四本的拓印風格當在同一時期。

　　此本發(fā)現(xiàn)之后，得當代鑒定家孟憲章、李志賢、伊藤滋、金運昌撰寫文章，又得陳茗屋、劉一聞、李志賢、金運昌、仲威、唐存才、田振宇等題跋。此本的發(fā)現(xiàn)，為當代古文字學與書法史學提供了重要的學術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