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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戎畋松

Jiaochao (paper money) of the Jin Dynasty hold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Chinese history of currency. Paper money, serving as the mainstream currency in the Jin Dynasty, was circulated for more than eight decades from issuance to exit. From the bronze printing plates of the Jin Dynasty that have been unearthed, the newly discovered bronze printing plate of “thirty thousand Guan of Huizi issued by the Six Boards in Tongzhou” is quite unique. It is said that this plate emerged from the river way of Tongzhou area. Covered with sonim hard rust, it is solid in texture. After the removal of the rust in its tail, the part without letters renders the color of duck-egg cyan. The words on its head have become illegible with some characters are not clear and thus hard to recognize.

　　金代交鈔在中國貨幣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紙鈔作為金代的主流貨幣，從發(fā)行到消亡歷時八十余年。在面世的金代銅鈔版中，新見一塊『通州行尚書六部叁萬貫會子』銅鈔版，甚為特殊。據(jù)傳此鈔版早年出于通州一帶河道中，通體附有夾砂硬銹，十分堅硬，用利器在背面剔銹后，可見地章呈鴨蛋青色。其正面字文較為漫漶，有個別字跡不清，難以識別。

　　金代交鈔在中國貨幣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紙鈔作為金代的主流貨幣，從發(fā)行到消亡歷時八十余年。在面世的金代銅鈔版中，新見一塊“通州行尚書六部叁萬貫會子”銅鈔版（見圖），甚為特殊，其整體為幾案式，背面有四個短柱足；通長235毫米，寬110毫米，厚14毫米，柱足高28毫米。據(jù)傳此鈔版早年出于通州一帶河道中，通體附有夾砂硬銹，十分堅硬，用利器在背面剔銹后，可見地章呈鴨蛋青色。其正面字文較為漫漶，有個別字跡不清，難以識別。版首貫例為“叁萬貫”，外欄四周為花鳥紋飾，欄內(nèi)分上中下三部分：

　　上部自右向左為四行直書：“通州行尚書六部叁萬貫會子”。

　　中部正中為直書大寫面額“叁萬貫”；左右兩側(cè)為直書“字料”、“字號”，下方分別為橫書“捌拾”、“足陌”字樣；其“字料”上方有一凹槽，可放置活字。

　　下部長方形豎欄內(nèi)自右向左有直書文字七行，內(nèi)容為：“奉行元帥均旨印造會子視交鈔同見錢于中都通州倒換交鈔，流轉(zhuǎn)使用，如但有阻幣并偽造者（斬），賞錢壹伯萬貫，照依律令治罪□符。貞祐三年十一月 日令史（押）印造使（押）副（押）庫子（字押）通州行六部（字押）（押）（字押）”

　　從鈔版文本透露出的綜合信息來看，首先是鈔首貫例為“叁萬貫”，這是目前所發(fā)現(xiàn)的古代鈔券版模中使用面額最大者，也是首見孤品。再就是“字號”中的“號”字為簡體，此寫法殆為當時俗書，而正規(guī)用字似應(yīng)均以繁體為準；“并”字亦然，雖不算簡體，但在正式行文中一般多用“並”字。欄目中的“捌拾足陌”為橫書，“捌拾”兩字為大寫，一般均為小寫“八十”。金代定制以八十足陌，且多在面額下直書。另外，字文中沒有常例慣用的磨損后許于納舊換新及所剋工墨錢的表述；尤其是“如但有阻幣并偽造者”的處罰律令后面漏缺一個“斬”字。是時，交鈔已改名為“寶券”，離此鈔版的鑄制時間亦不過數(shù)月，而且還在繼續(xù)使用。而此鈔名卻有悖于金制，系仿用南宋紙幣“會子”名稱。那么，通州作為京師中都的漕運通道和門戶，又為何要用他國紙幣名稱來印造鈔券呢？甚至仍按舊規(guī)去“倒換交鈔”而不是“寶券”，這其中必有緣故。

　　按鈔版上的通州地名，金代隸屬中都路，所轄一府十三州，通州治所在潞縣（今河北通縣）；其地理位置東與薊州（今天津薊縣）接壤，北和順州（今河北順義）為鄰，南與漷陰（今河北通縣東南）、香河（今河北香河）交界；是為國都近畿。自金海陵王從上京會寧府（今黑龍江阿城南）遷都燕京（今北京）后，改燕京為中都，府曰大興；這對于加速女真的封建化進程以及與漢民族的融合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金“通州行尚書六部叁萬貫會子”鈔版拓片

　　中都作為金遷都后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商品貿(mào)易也隨之得到較大發(fā)展。朝廷在此設(shè)有“市令司”，對市場進行有效管理；并推行商稅法，使財政收入得以保證。正隆時中都還設(shè)有寶源、寶豐兩個鑄錢監(jiān)，開鑄銅錢以供市用；而鑄錢之前設(shè)置的印造鈔引庫及交鈔庫，則屬于尚書戶部管轄的印鈔機構(gòu)，分別掌管諸路交鈔的監(jiān)督印造及檢勘換易事宜。貞祐二年（1214年），因通脹劇增，使得交鈔面額過大、流通受阻，朝廷只好將印造權(quán)下放到地方；在此期間，中都路轄屬的平州（今河北盧龍）、通州、順州、薊州等地曾經(jīng)設(shè)置過“隨處交鈔庫抄紙坊”，以便于提供分路印鈔用紙。貞祐三年，當蒙古軍陸續(xù)攻陷占領(lǐng)這些州府與中都后，所設(shè)抄紙坊亦隨即罷之。

　　鈔版中出現(xiàn)的機構(gòu)有“行尚書六部”、“行元帥”、“令史”、“印造使”、“副（使）”、“庫子”等，按金代官制，尚書省是朝廷的最高權(quán)力機構(gòu)，尚書令總領(lǐng)紀綱，下置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司下置六部，吏部、戶部、禮部屬左司；兵部、刑部、工部屬右司。六部官員有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主事；吏員有令史、譯史、通事。金熙宗天眷年間頒行新定官制，以三省六部制取代舊制，左右司與六部分治，六部變成獨立機構(gòu)。到了金末，各地多置行尚書省、行六部，可謂開后來行省制之端緒。都元帥府本是軍事最高機構(gòu)，“掌征討之事，兵罷則?。ā督鹗贰ぐ俟僦尽罚?。”都元帥及左右副元帥為丞相所兼，或由皇室子弟為之。金熙宗時在全國實行三省制，采取以相位易兵權(quán)之法，把都元帥權(quán)力收歸朝廷。金代晚期，不僅朝廷設(shè)有樞密院和都元帥府，諸路各地也因戰(zhàn)爭所需設(shè)有行元帥府，主持軍事；行元帥、權(quán)元帥多由地方最高長官兼而任之。

　　至于鈔版中的“行”字，這是個會意字，可引申為行走、行在、通行、執(zhí)行等。南宋會子上就有“行在會子庫”字樣，“行在”即南宋都城臨安（今杭州），專指天子巡行所到之地，亦表示為天子所在的地方。金代官制規(guī)定，凡“散官高于職事者帶‘行’字”；行尚書六部、行元帥均旨，通州行六部，有著所在機構(gòu)派出職官行使權(quán)力之意，抑或指地方替代上述機構(gòu)來執(zhí)行命令。鈔版上的令史，隸屬尚書六部下設(shè)之吏員，品級雖不高，但在金代頗受重視；尚書省和御史臺、元帥府的令史人選大多啟用一些有功名的士子來擔當。印造使、副（使），即印造鈔引庫使，從八品；副使，正九品；隸屬尚書戶部管轄，主要“掌監(jiān)視印造勘覆諸路交鈔、鹽引，兼提控抄造鈔引紙。（《金史·百官志》）”庫子，是為掌管交鈔庫“受納錢數(shù)、辨驗交鈔、毀舊主簿歷”的吏役。

　　其面額為“叁萬貫”，如此之大額前所未有，這可能是根據(jù)當時劇增的通貨膨脹而制定。早在貞祐二年二月，因為交鈔嚴重貶值，“乃更作二十貫至百貫例交鈔，又造二百貫至千貫例者。（《金史?食貨志》）”尤其是宣宗遷都南京（今河南開封）之后，河北正處于戰(zhàn)亂之地，富戶及商民為避禍多隨之去了河南，一時鈔賤物貴，通貨膨脹更加嚴重。原本作為國用及軍需必備的交鈔，愈發(fā)顯得流通受阻，乃至“國蹙民困，軍旅不息，供億無度，輕又甚焉?！钡搅素懙v三年四月，大額交鈔早已貶值的形同廢紙，市易多用現(xiàn)錢；“而鈔每貫僅直一錢，曾不及工墨之費。”無奈之下，又權(quán)禁用現(xiàn)錢，強制推行不予兌換的交鈔作為社會經(jīng)濟的主流手段，其結(jié)果反而使得銅錢通過私下途徑大量流入宋境。七月，交鈔改為“寶券”后，先是不限路分，后又提出“令寶券路各殊制”，實際上就是將印造權(quán)重新下放給地方路、府。如此一來，無限制印發(fā)的結(jié)果，使得寶券行用不久便再生壅滯，于是開始變更鈔名，進入新鈔不斷發(fā)行、不斷貶值的惡性循環(huán)之中，直至金亡。

　　對于當時濫發(fā)交鈔而又屢變律令造成的流弊，南宋吳潛在理宗詔求直言時，陳述了九件事，其八曰“楮幣當權(quán)新編以解后憂”中建議，行鈔應(yīng)以金朝亡國教訓為鑒：“金人之斃，雖由于韃，亦以楮輕物貴……其末也百緡之楮，止可易一面，而國斃矣?！苯鸾党家沙囊苍c元太宗窩闊臺論及“有于元者，奏行交鈔”時說：“金章宗時初行交鈔，與錢通行，有司以出鈔為利，收鈔為諱，謂之老鈔，至以萬貫惟易一餅。民力困竭，國力匱乏，當為借鑒。今印造交鈔，宜不過萬錠?！庇纱丝梢?，金晚期濫發(fā)紙幣而導(dǎo)致的貶值、暴跌，以及惡性通脹對整個社會基礎(chǔ)帶來的影響有多深遠。

　　鈔版上的紀年為“貞祐三年十一月日”，在目前所知的金代鈔版中，年號后直接添加年數(shù)者有之，而加帶上準確月份的卻不多見?，F(xiàn)僅從貞祐三年以來大的時間段來看，就足以說明一些關(guān)于此鈔版的鑄制歸屬問題。據(jù)史載，正月，蒙古軍在石抹明安率領(lǐng)下進抵通州，金右副元帥蒲察七斤開城投降，接受石抹明安節(jié)制，仍被復(fù)以其原職任用。四月，“罷都南行尚書六部。侯摯言九事。曲赦蒲察七斤脅從之黨，募能殺獲七斤者，以其官官之。（《金史·宣宗本紀》）”五月，蒙古軍圍困中都，負責守城的右丞相兼都元帥完顏承暉自殺殉國，左副元帥平章政事抹捻盡忠棄城南逃，中都淪陷。七月，“詔尚書省，行六部太多，其令各路運司兼之。改交鈔名為‘貞祐寶券’?！?/P>

　　如果僅從鈔版上的文字內(nèi)容來分析，在確定了紀年月份以后，關(guān)鍵就是時間節(jié)點，以及“通州行尚書六部”、“奉行元帥均旨”、“印造會子視交鈔同見錢”等內(nèi)容。是時，蒙古軍已攻陷中都半年有余，近畿州縣也幾乎均為蒙古軍占領(lǐng)，而通州更是降蒙時間已近年；對于整個河北來說，中都路已被蒙古軍控制，兩翼的河北東、西路正處在蒙古軍的軍事打擊之下。雖說蒙軍攻城陷地后多以擄掠人口財富為主，通常是達到目的后即行退兵而去；但在戰(zhàn)爭狀態(tài)下，金廷的賦稅收入極為蹇促，即使再急需軍備物資的購置，也不具備在爭戰(zhàn)地區(qū)印造紙幣的條件，何況是淪陷已久的通州。如再從此鈔版實物上去判析，其形制稍顯輕薄，制作相對較為粗糙，且字文句語中有疏漏現(xiàn)象，印鈔機構(gòu)職守也較常規(guī)簡約，讓人有種應(yīng)急使用的感覺，故對于此鈔版為金代正規(guī)官版鑄制的說法尚待商榷。

　　從這塊“通州行尚書六部叁萬貫會子”鈔版文字中所透露出的信息，大致可看出當時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現(xiàn)狀，尤其是鈔版上的“奉行元帥均旨”、“貞祐三年十一月”以及“中都”、“通州”地名，進而又可從中引申出一些關(guān)鍵的歷史人物和當時發(fā)生的事情。據(jù)史載，在蒙、金戰(zhàn)爭中，叛金降蒙的官吏不在少數(shù)，包括一些在朝廷中握有權(quán)柄的人物，但這些人大多與中都和通州被蒙古軍占領(lǐng)后的留駐無關(guān)；如此也就與這塊鈔版的鑄制無關(guān)。而與此有關(guān)聯(lián)的主要人物，似乎只有石抹明安和蒲察七斤二人。

　　據(jù)此，回過來再看這塊出于通州故地的鈔版，其名稱為“會子”，按照常規(guī)，此時交鈔早已改名為“寶券”，其名稱當相應(yīng)隨之，或另有稱謂才對?？墒沁@塊已表明“同見錢于中都通州倒換交鈔，流轉(zhuǎn)使用”的鈔版為什么要棄之不用，反而去用鄰國南宋紙幣的名稱呢？如果從時間節(jié)點上推斷，是時占領(lǐng)中都的為石抹明安，其所率軍隊的戰(zhàn)斗力甚強，所需軍費也十分浩大；而蒙古軍的擄掠政策，是不能滿足長期留守政權(quán)的費用支絀，只有自己廣開財路，增加稅賦，方可保證執(zhí)政的正常運轉(zhuǎn)和軍隊的巨額開支。是時，通州仍由降蒙的副元帥蒲察七斤駐守，且受命于身兼蒙、漢軍兵馬都元帥石抹明安的節(jié)制，此二人的元帥官職，符合鈔版上的“奉行元帥均旨”稱謂。雖說通州原有的“隨處交鈔庫抄紙坊”已被金撤銷，但留存下來的作坊和技術(shù)等還是有足夠條件可加以利用。為了能夠得到軍需物資的補給，以及疏通漕運以利中都安定，自行鑄制鈔版來印造紙幣也就有了某種可能。綜合來看，此鈔版極有可能是由占領(lǐng)中都的石抹明安指令實施、抑或直接由留駐通州的蒲察七斤所為。

金?“通州行尚書發(fā)部叁萬貫會子”鈔版

　　那么，鈔版上除了會子名稱外，為何還要用金宣宗的貞祐年號呢？揣度下來似有這樣的兩種可能：一是用此名稱來迎合民眾行用鈔券的心理習慣，比如按金原有的老規(guī)定：“民間舊有宋會子，亦令同見錢用。（《金史?食貨志》）”況且當時南宋還未與金斷交，而又時常與蒙古軍有所來往，惟采取中立態(tài)度罷了。此時若仿用“會子”名稱來印造鈔券，從情理上講，較為符合民間和市場的交易認可。二是蒙古成吉思汗立國后自稱“大朝”，尚未建元年號，只是采用干支、生肖紀年；更何況通州自歸附蒙古軍以來，還未滿一年，而金之失地又時有戰(zhàn)事發(fā)生；在無新年號之前，民間仍慣用已知年號，故采用原有舊年號來鑄制鈔版，對于鈔券的流通使用來說，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通過對這塊“通州行尚書六部叁萬貫會子”鈔版的綜合分析，以及對金晚期社會歷史背景的梳理，有理由認為，雖然蒙、金雙方早已互為敵國，但降蒙后仍駐守通州原地的將領(lǐng)蒲察七斤，其或受命于石抹明安，或自行鑄制鈔版來印造“通州會子”紙幣，以圖解決軍需物資匱乏的實際困難。這種名為會子的紙幣，大概也是無鈔本保證、無數(shù)量限制、無面額規(guī)定的臨時性鈔券，可能只是根據(jù)當時的通脹情況而隨意定奪，其流通區(qū)域也僅限于管轄范圍內(nèi)，應(yīng)屬于地方性流通紙幣無疑。

　　此鈔版的深層次意義在于開了地方自主、自行印造鈔券之先河，也為金亡后直至元世祖建元前的過渡期貨幣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是時，遼西、遼東、河北之地大多淪陷，中都路所轄大興府、涿州、順州、薊州、通州等地也都被蒙古軍占領(lǐng)，金人原有的紙幣已不能再流通使用。由于受宋、金貨幣制度的影響，占領(lǐng)區(qū)內(nèi)的地方政權(quán)也會根據(jù)實際情況，沿襲仿用宋、金舊法，或以絲、銀、錢等為鈔本來界定發(fā)行紙幣?？傊?，金代鈔版是研究其紙幣制度的重要實物資料，通過鈔版上的文本信息內(nèi)容，大致可梳理出當時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概況，以及鈔券的發(fā)行流通動態(tài)和從規(guī)范有序到混亂消亡的過程。這塊“通州行尚書六部叁萬貫會子”銅鈔版的發(fā)現(xiàn)意義重大，尤其是“貞祐三年十一月”這個時間節(jié)點，揭示了蒙、金戰(zhàn)爭中通州失陷后的一些迷惑解讀；同時，也印證了地方開始自行印造鈔券的史實。